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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与环境之间形成的这种坏的纳什均衡，源于环境保护涉及的多主体博弈，包括排污企业之间、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环境保护绩效。
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环境保护多个博弈主体的目标和收益改变了，各主体作出社会最优选择的门槛降低了，为经济与环境之间达成好的纳什均衡提供了改革保障、法治保障与经济保障，为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种种“囚徒困境”创造了机遇。
“囚徒困境”是一种典型的非零和博弈，尽管两个囚徒明知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种合作也难以达成，即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以往我国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就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囚徒困境”。尽管理论上有更优选择，但参与方很难达成集体最优的结果。
盘 点环境资产，盘活环境资本。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一种生产要素。为了转变对自然资源的错误认识，需要将其看作一种资产。以积极的环境资产观为每个 地区建立动态化管理的自然资源资产账户，利用自然资产负债表等工具盘点自然资产，同时盘活环境资产，利用环境资产谋求新的增长方式。
创 新环境管理，打破囚徒困境。如果说环境资产观的建立是从意识层面为摆脱环保“囚徒困境”扫清障碍，那么创新环境管理和机制设计则是从制度层面为摆脱环保 “囚徒困境”保驾护航。既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发展结果是由多方博弈造成的，那么只要进行激励、约束机制创新，改变不同主体的目标函数和支付函数， 就能够设法得到高水平的纳什均衡，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以长江经济带为例，由于生态保护成本完全由上游承担，生态保护收益却由上下游非 排他地分享。因此，上游地区没有任何动力去保护环境，上下游陷入“囚徒困境”。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充分发挥上下游的比较优势，上游保护环境，下游发展经 济。结果是，上游获得环境资产，下游因环境受益，下游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机制向上游购买环境资产，由此实现上下游的双赢局面。
树 立环保自信，促进和谐发展。破解环境保护“囚徒困境”的关键点在于打破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改变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关键在于建立以生态文明为核心 的政绩考核标准。标准的建立需要中央政府对摆脱环境与经济的“囚徒困境”有决心，对解决环境保护面临的困境有信心，对迎接经济的成功转型有耐心。这种决心 既来自人民群众逐渐提高的环境需求，也来自作为社会计划者的责任;这种信心既包括升级环境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的科技自信，也包括以生态文明为纲、以绿色发 展为要的政治自信;这种耐心既源于对深化体制改革的充分准备，也源于我国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新常态为经济与环境之间达成好的纳什均衡提供了改革保障、法制保障和经济保障，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 先，新常态为经济与环境之间达成好的纳什均衡提供了改革保障。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解开了环境保护“囚徒困境” 的症结。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之间的纳什均衡是导致排污企业与中央政府作出社会次优选择的关键节点。唯增长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时一味追求 GDP数字，却牺牲了当地的青山绿水。新常态下，绿水青山将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在多次重复博弈后，地方政府终将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解套“囚徒困境”。
第 二，新常态为经济与环境之间达成好的纳什均衡提供了法制保障。新常态下，转型发展压力增大，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群众期待不断提高，必须不断增强法治意识、 完善法律制度、创新执法手段。在此背景下，新《环保法》、“水十条”、“大气十条”等环保法律法规逐步得以实施，“土十条”也即将出台，为环保部门在新常 态下严格监管执法提供了有力武器，为国家在新常态下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
第 三，新常态为经济与环境之间达成好的纳什均衡提供了经济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增长为我国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尽管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 缓，但经济增量不会缩、经济质量反而会增长。新常态下，稳定增长的经济总量为我国淘汰落后产能提供了坚实后盾，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提供 了有力抓手，日益增长的环保投资为治污提供了经济保障。
经济与环境间的纳什均衡可以说是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博弈的纳什均衡。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钥匙。不发展，生活水平无法提高，深化改革缺乏力度，调整结构缺乏支撑。生态是保障所有问题得以解决的总后盾。生态差，经济发展难以维持，人类发展难以维系，社会发展难以为继。
以往我国经济与环境之间坏的纳什均衡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制度、技术等多重约束下，作出的理性选择。
经济方面，工业化发展初期，社会供给能力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社会主要矛盾是如何守住发展底线，则需要发展经济带动高、投资回报快但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制度方面，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是以经济增速为核心的，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是地方政府理性的选择。技术方面，工业化初期，生产、环保技术水平不高，只能选择在低技术水平下进行粗放式积累，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涉及多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均衡共同决定了环境保护绩效，正是这种多主体的博弈使得经济与环境陷入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囚徒困境”。
第一，排污企业之间的博弈。排污企业博弈的社会最优选择是两个企业都治污，这有利于企业在该地区的持续发展。然而，一家企业无法确定其他企业是否会同时选择治污。如果其他企业选择不治理，那么在两个企业的生产函数相同时，治污企业势必会支付较高的成本。因此，最终博弈结果是企业都选择不治污。
第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博弈的社会最优选择是两地政府都对排污企业进行有效监管，这有利于两个地区的持续发展。然而，某地政府并不清楚其他地区是否会同时进行大力监管，如果仅本地加强监管，在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辖区内企业成本上升、丧失市场优势，导致吸引的投资大幅减少，这对以经济增长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地方官员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最终博弈结果是地方政府都选择不作为。
第三，排污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由于地方政府之间陷入不作为的“囚徒困境”，使得在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博弈中，排污企业的最优选择必然是排污。可见，地方政府之间“不作为、不作为”的纳什均衡，不仅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更是排污企业与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的根源。
第四，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收益函数与财政收益函数不同，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时在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选择上存在差异。政府财政支出的收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追求环境收益;另一方面追求财政收益。政府总收益为环境收益与财政收益总和。现实中，中央政府根据自身总收益最大化选择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并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地方政府则根据自身总收益最大化决定是否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选择上进行博弈，其定位以及执政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在环境保护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上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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